中国式超级医院：黑洞、抽水机和大乡镇卫生院

2020年初，当百年来狡猾的新冠病毒攻袭武汉时，这座常住人口1100万的城市，只有少数医院有发热门诊、具备隔离处理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很多人因普通发烧而彻夜排队挂号，不幸在医院内交叉感染了病毒。
疫情过后，2020年7月的，武汉市一口气动工了6家医院，其中4家大型三甲医院，2家国家级医学中心，总投资额超过100亿——作为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反思和某种补救。
此非孤例。自国内疫情趋向平息的5月以来，各地屡有兴建高标准医疗机构、专业诊疗中心的动议和呼声，医疗供给之产能扩张在部分城市已见行动。
这看起来南辕北辙：因为对于传染病而言，比起大型三甲医院，我们更缺强大的基层卫生体系。美国坐拥的医院、医生和医疗设备也无法阻止病毒感染460万美国人就是好的例证。
几乎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都会引发对医疗体系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往往是新一轮的大医院扩张潮。
SARS之后的十年，是中国大医院发展的黄金期，催生了一批批黑洞式的超级医院，致使大批基层医疗机构日渐萎缩。
这一次疫情过后，似乎又有轮回之迹象。
这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谜：从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到医改，再到媒体舆论，看起来都在拥护“强基层”、“分级诊疗”，这两个词也是近10年来医改领域时髦的词汇，但大医院们还是抓住了每次危机与改革的时间窗口，瓜分了大部分的政策红利，抽干了基层的医疗资源。
结果是，我们拥有了上大的超级医院群，但是看病也越来越难了。
超级医院，超级黑洞
2005年，也就是1985年提出医改的20年后，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抛出了一个未来将持续困扰中国医改几十年的命题：人民上协和——老看病为什么非要上大医院？
这篇不到3000字的短文，基本上囊括了医疗体系的半幅图景另外半幅图景是看病贵：远道而来的病人们把“大“医院变成了春运的火车站现场，黄牛在几米之外以超出几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兜售号源小医院一到下午便空空荡荡还有看不了一两个病人的社区医疗卫生院所。